岭山都会用兵之枢
作者：网络 文章来源：网络 更新时间：2007-8-9 14:36:38

桂林地处我国西南端，自古被称为南蛮之地，经济发展落后。   

自从秦始皇开凿了灵渠，把湘江和漓江连接起来，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桂林便在地理上处于南北交通的枢纽地位，在历史舞台上占据的地位也愈来愈重要。但在唐代以前，桂林还不完全具有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规模。而自唐宋年代起，由于朝廷重视了边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使桂林逐渐发展为岭南的一个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隋末唐初期间，广西爆发了以俚僚蛮峒为主的多次少数民族起义，震惊了朝野上下。唐朝统治者终于认识到了桂林所具有的“湘水之南，粤垠之西”、“遥制海疆，傍控溪峒，宿兵授帅”的重要地理位置，便不断加大了当时被称为桂州城，而今名为桂林城的营建。初唐，大将军李靖选择漓江东岸独秀峰东南为中心筑城，其周长有三里多。    唐宣宗大中年问(公元847—859年)，蔡袭增筑外城一座，西至今中山路，北及独秀峰北，南抵杉湖，外城内以居民巷坊为主。唐光启年间(公元885—887年)，都督陈环又在西北修筑夹城一座。至此，桂州城形成了周长六七里的规模，其范围大抵北起宝积山、叠彩山，南至杉湖，西到中山路，东及漓江，己初显军事重镇的雄姿。与此同时，桂林也逐渐发展成为人物荟萃的山水名城，经济文化有了长足进展。如这时出现了以诗文著名的曹唐、曹邺和赵观文，人称“桂州三才子”。佛教文化在当时也十分盛行。桂林的奇山石壁上，留下了无数文人墨客的笔迹，伏波山千佛洞里，更清晰地记录下了唐代佛像的珍颜。不过，无论是从规模上看，还是从外观上看唐代的桂州城还是难以构成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对于北方的繁荣昌盛，这里还是略显小气和封闭。   

北宋平定岭南之后，把全国分为十五路，其中广南西路的治所即设在桂州城，并在此设置转运使，把桂州作为广西的行政中枢。但初时，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仍沿袭唐王朝的“习其旧俗，官其酋长”的羁縻政策。即汉族地区采用朝廷的官吏制，而少数民族地区仍沿袭唐代的“土官”制，这样做暂时避免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到了宋仁宗皇裙四年(公元l052年)，广西爆发了以左右江溪峒首领侬智高为首的大起义，起义军攻占了十多个州县，并一度包围了广州。宋延遣大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起义镇压下去。平定依智高起义以后，宋王朝意识到“城廓之不设，甲兵之不戒，虽有智勇，尤不能胜之，日之变也。”于是宋王朝在桂州设立经略按抚使作为广西军事的最高统帅，以加强对广西“蛮夷”的控御。同时对桂州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在大将军余靖的主持下，从子城的东南和东北方向，将唐代的外城和夹城扩宽和加固，以巩固卫官府衙署集中的子城。以后桂州城又经历了多次小规模的修筑，初步形成了“用兵之枢”的气势。一时间，经济文化也随之发展，市井街头，人头攒动，过往商客，纷纷云集，才子书生，吟诗作画，映着秀丽的山水，叫人欣然留步，以至流连忘返。       

南宋末年，桂林早已改称为静江府城。当时，宋蒙联合灭金之后，形成了宋蒙对峙的局面。宋理宗淳桔年间(公元l241—1252年)，蒙古对南宋已形成了大包围的形势。蒙古大汗听从谋士郭宝玉的计策，拟定了对南宋王朝进行军事上的大迂回的作战计划，准备先从西南进军占据大理(今云南)和吐蕃(今西藏)之地，迂回南宋大后方，对南宋进行前后夹击。宋宝祜元年(公元l253年)，西路蒙古军灭大理。宝祜五年，蒙古军进攻交趾(今越南)，同年回师攻打广西湖南。为了防御蒙古军队咄咄逼人的攻势，宋理宗不得不下令再修靖江府城。再因南宋时期，军事技术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攻城手段大为提高，火药已较普遍地运用于军事上。蒙古军队对战争中传统使用的石炮(又称抛石机)进行了重大改进，制造出主要依靠重力抛掷巨大石弹的回回炮，成为攻城的锐利武器，并将其大规模应用到攻城战中。所以南宋时期火器的应用和还是冷兵器石炮的改进，给当时城池的防御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使防御的一方不得不修筑更加坚固并讲究防御纵深和层次的城池。北宋时期已经多次改筑过的靖江府城在南宋末年显然已不适应防御元军的需要，南宋王朝被迫在新的军事技术条件下，因地制宜的在靖江府城构筑出新一代的、更能抵抗元军的防卫营垒。   

此次修城，从宋宝祜六年(公元l258年)开始，直至宋咸淳八年(公元l272年)完工，历时14年，中间经历了应印飞、李曾伯、朱祺孙、赵与霖、胡颖共五任经略使，工程十分浩大。完工之后，将城池图刻于鹦鹉山南麓山崖上。此时，靖江府城池北达铁封山、鹦鹉山，西及今翊武路一带，形成了东北、北、西北三面环山之势。此次修城还扩宽了西南和西侧壕塘。西南城壕由原来的十八丈至二十二丈拓宽至三十八丈和四十丈，约合l20米，而西侧城壕也增至二十二丈至二十五丈，合约70余米，把“因江为池，倚山为壁”的城防  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南宋末年静江府城池的另一个特点是城厚超过城高，这样更能抵御敌方的攻击。从《静江府城池图》分析，静江府城构筑了以壕塘、羊马墙或泊岸石城、外城墙等数道相互依存、互为护卫的立体城防体系。内城也如此，大大增强了防御纵深。 

另外，城墙内设置了众多的藏兵洞，与硬楼、马面等显著防御物相互补充，具有虚实结合的城防特点。可以说，静江府城代表了当时全国军事防卫技术的最高水平。有了坚固的防御做保证，桂林终于显示出了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王者风范。    两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一大中心。由于桂州北连湖广中原，西通云贵大理，南达雷琼交广，经济枢纽地位日趋显现，从政治、经济上都成长为岭南一大都会。两宋时期广西的经略安抚使多以文臣充任，又兼掌军事，故一般称为“帅臣”，许多能体察风土民情的开明有识之士如李师中、沈晦、张孝祥、范成大、张杖等陆续被派到桂林充任帅臣。同时，由于金兵南下和蒙古入犯，占领了北方和中原的广大地区，不少人举家南迁，避地岭南。北方大量汉族人口的迁入，不仅增加了开发桂林的劳动力，也传入了进步的生产技术。如牛耕在两宋时逐渐推广，提高了桂林静江府的农业生产效率，改变了唐代粮食由湖南等地运进的现象，还出现了“舳舻御尾，运之番禺”的粮食外运现象。手工业也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兴旺起来。桂州出产的桂布、布、都落布等都驰名全国。桂州地区家庭纺织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产量逐年增加。 

在南宋绍兴年间，桂州每年上供的军装布高达标l7840匹之多。宋代的广西已着手于金、银、铜、铁、锡、铅等的开采。其中，由于铅粉多产于桂州，也被称为桂粉。桂州的酿酒业也很发达，当时所产的“瑞露”声震湖广。宋代，许多北方陶瓷艺人迁入广西，促进了广西制瓷业的飞速发展，形成了以全州青木塘、蒋安岭、滕家湾，兴安严关，永福窑田岭，桂林上窑村等为中心的几大窑场。这些窑场生产出的丰富多彩的陶瓷产品，大量行销广州及东南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桂林城内青带桥(今阳桥)一带成为主要商业区。据史书记载：那里“为商贾所藏宝物番货，以有易元，日以千计。”宋室南渡之后，不少官宦士族挈家南来，桂林成为各色人物荟萃的场所。他们遍寻名胜古迹，建造亭台楼阁，据史书记载，这时新建的风格各异的楼台共有五十余处，远超出唐代十数倍。桂林风景的营建促进了旅游业的兴旺，留传至今的桂林两宋石刻共有五百余件，其中属于旅游题名的就达一千多人次，尤以南宋为最多，占了四分之三左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宋时期桂林旅游业的空前盛世。   

总之，两宋时期，桂林正是“崇墉复宇，显敞壮丽，通衢之广衍，阀闽之阜盛”，堪称为岭南“都会之府”。

古往今来，少有城市如桂林一般，能同时拥有“岭山都会，用兵之枢”的殊荣。